”，也不把目标锁定在造福普通老百姓的公益事业上。

这种对权力的献媚说明了什么呢？除了与权力存在利益互赠的暧昧关系（所谓的“权钱交易”）外，再就是对个人财产环境的不信任，他们要靠取悦权力来夯固内心的安全意识——在其心目中，财富的安全性更多地并非依靠制度和法律环境，而是来自现实中与权力的亲疏、利益维系的牢固与结实程度。这种心理决定了在财富出让的流向上，更多地是对权力进贡，而非向公共和民间输出。与“慈善”相比，他们以“捐助”名义向官方行贿的嫌疑更大，表现更积极更慷慨。说到底，这是一种变相的“投资”——视捐赠为高额回报的“储蓄”罢了。很多富商宁肯把大笔的钱用于替地方政府、公安、司法、监察、税务等管理部门买车筑楼，而非医疗教育救济环保等公共领域，即使对后者偶尔开恩，也多是“响应政府号召”、取悦权力、替政府“买单”的结果。在答谢民间与取悦权力上，主人的热情可谓泾渭分明（比如说，就当下而言，我们有多少以民间命名设立的非官方的文学艺术医学教育环保等公益基金？而在国外，这比比皆是，其资助目标及操作过程完全独立，和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不受权力的影响）。这不仅不说明主人对权力的信任，恰恰相反，反映出他们对权力的恐惧！担心对方会找麻烦、设障碍、使绊子，而对民间，他们则可以完全不屑一顾，用不着担心——在其眼里，官方与民间恰如食肉和食草动物，前者是有潜在攻击性和侵略性的，而食草动物则不同了，没有权力就如没有犬齿和利爪，威胁不到自己。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怪现状：“捐赠”者多，“慈善”者少！为慈善而慈善者更少！

坦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有富人群体的主流即使不能说“为富不仁”，但也堪称“乏善可陈”了。其洋洋得意、孤芳自赏的“美好生活”，仅仅是一种物质阔绰、吨位庞大的表现——一种“脂肪”式生活——只注重物质而忽略精神的消费！其生命美感和精神含量严重不足。很显然，与西方发达的慈善文化相比，我们缺乏的并非物质条件，而是文化积习、信仰传统等精神条件，以及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体制要素。除了缺乏“博爱”的宗教传统和深受实用儒术浸淫等历史因素外，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和绝对“无神论”（“唯物”的权力化）更夯固了这一世俗传统。这就等于把慈善文化最重要的精神背景给抹掉了。

或许有人问：即便撤消了有利的信仰背景，难道人性中天然的善的力量、主人的知识理性、道德修养和生命审美素质——仍不足以分娩一种大面积的慈善生态吗？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就可能的所知所见是如此。

就整体性和深层次问题而言，国人对私有财产是缺乏安全感的。在意识形态上，私有财产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共产风”的历史记忆和“均贫富”运动的阴影又难以短期内消弭，故对权力路线和政策稳定性的怀疑依然很顽固——这从另一角度也恰恰激发了“及时享乐”、“即兴挥霍”的发生，加上传统的“藏富”习俗本来就在场……所以，虽然中国名义上已进入“市场”时代，但在法律环境、社会价值和文化舆论方面，相关的“市场”化内容仍未真正建立起来（比如私有财产合法性和保障力度、私人利益和个体价值仍面临“共产”“集体”等权力话语的威胁），由此，在世俗心理上，国人仍视“露富”为大忌，这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们在财富上的“锁闭”姿态。财富“不开放”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捐赠”难以企及，连适度消费都难以促成，大量财富浮不出水面，处于一种无名无主的“地下状态”，而且还有更大的潜在危险：财富的流失——向海外转移。这些年来，资产外流之巨已很触目惊心了。与此同时，中国当代的财富差异还往往蕴藏着起点不平等、竞争不公正、权钱交易、公共财产挪用、贪污腐败、偷税漏税等社会敏感问题，许多富人的财富来源与合法性本来就受质疑，而“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面积又极大，这就更增加了私有财产公开和积极消费的难度，更毋论捐款示众了。相反，比尔·盖茨们的慷慨捐赠，恰恰体现了他们对财富的乐观态度，对私有财产合法性和使用权的信心！

另外，在“软环境”上，中国的世俗价值心态、社会舆论和评价系统也有问题，对个人的慈善行为，缺乏积极的价值评价和舆论支持。比如，前不久与刘晓庆案例同时亮相、同样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牛群事件”（即相声演员牛群宣布将自己现有和今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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